gczy与豆腐坊（一）
许知远 2009-9-18 9:15
“你们的主席就曾住在那里，它曾是gcd的活动中心。”在王子街友丰书店门口，书店老板指着斜对面的Regent旅馆对我说。他是个和蔼的老先生，样貌六十岁上下，干干净净，讲一口南方人的普通话，语速很慢。
友丰是巴黎最古老的中文书店之一，大约四、五十平米的店面，从学术、科技、医学到文学、戏曲，中文与法文两种语言，都以中国为主题。这位黎先生1976年创办了它，最初的地址就是如今的Regent旅馆。
他是柬埔寨华侨，1973年 来到法国，既是为了求学，也是为了躲避柬埔寨内乱，红色高棉政权的政策让很多人背井离乡。不过，这谈不上是全然陌生的经历。黎先生祖籍潮州，自从十九世纪 中叶，闯南洋、去金山，就是东南沿海中国人普遍的人生选择。地少人多、资源匮乏、官僚压迫、社会动荡，都让人们想去另一个世界寻找希望。
“我们刚开店时，很多以为这还是gcd的俱乐部，上来拿一份《人民日报》就走，”他回忆起三十三年前的轶事，“一开始，我们从香港进书，等到中国开放了，就直接从内地进。”
“那你们的生意什么时候最好？”我看到收银台上摆着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头红艳艳的，如今是一欧元一份。四十年前的巴黎，这代表时尚的前沿——毛泽东领导的“whdgm”，是一场追求平等、反对压迫与物质化的伟大运动。巴黎拉丁区那些热血沸腾的年轻人，要过上很长时间才明白，“whdgm”不仅没有一点文化，还有他们想象不到的残酷。
在 索尔邦大学攻读佛学的黎先生，会和他的法国同学也争论上几句吗？还是，他也早已不了解那个真实的中国世界。或许，他的记忆已经混淆，是邓小平，还是周恩 来，还是华国锋，谁做过中国的主席？人名和头衔更早已经混淆。中国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动荡不安，又让多少人能分清这一切？昨天的第二号人物是刘少奇，今天就 换成了林彪，华国锋最终接了位，但邓小平又复出了……如今，年轻一代还有多少记得胡耀邦与赵紫阳，或是更加籍籍无名的胡启立——他曾经被视作接替赵紫阳的 不二人选。头衔与实际权力是分离的，权力的传递又充满了悬念和意外。
黎先生无意深入谈话。我们初次见面，他没兴趣把家世所想和盘托出，不过我对中国gcd的兴趣却被引诱了出来。周恩来、蔡和森、邓小平、陈毅、李立三不都曾在此生活吗？勤工俭学，正是这一代人创造的用语。当他们聚集在法国时，他们理解的gczy，和今天的我们完全不同吧？
沿王子街而下，路过一家二手英文书店——旧金山图书公司。在这里，我找到了一册《周恩来的早年岁月》，作者Chae-Jin Lee，不知该怎么译。封面是黄埔军校时期的周恩来，消瘦、俊秀、英气逼人，他才二十六岁，就成为这个培养未来军事领导人学校的政治部主任，一位杰出的组织者和说服者。
不 过，传记讲述却是这张照片拍摄之前的故事。那个祖籍绍兴、出生在淮安，成长在沈阳和天津的少年。他如何在自己的亲生父亲和过继的父亲之间，寻找感情平衡； 又如何在陌生环境中获得安全和自信。日后他在不同组织与权力系统中的游刃，伴随终身的高度谨慎与自律，可能正从此而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中，他最 是谜一样人物。他无处不在，魅力四射，永远操劳，按照西蒙•雷斯的说法，“他能同时展现让一位絮叨主妇对细节的关注和一位当代最伟大政治家的开阔视野”。 但在这美好但不真实的面具之下，到底是怎样的血肉和内心，他守口如瓶。或许仅仅几个人能洞悉这一切，毛泽东、邓颖超，他们了解他的强大和脆弱，也知道如何 利用这种强大与脆弱。
我 夹着这本书，坐地铁从六区到十三区。六区是布尔乔亚们的聚集地，圣米歇尔大街、索邦大学、四处游荡的青年人、一家接一家的咖啡店、电影院、书店，夜晚十点 钟仍热闹非凡。而十三区寂静也平庸得多，直角的板楼取代了十六世纪的遗风或是豪斯曼那刻意追逐第二帝国的雄壮。而空气中飘荡的自由和文化（尽管它可能是浅 薄的）也随之消失了。但中国的味道却阵阵袭来。
不 是著名的陈氏超市、或是拥挤在一起的旅行社、餐馆、药店的中文标牌，而是霓红灯，让我一下子想起了中国。从北京、上海到西部的一座小城，到处是红色、紫 色、绿色、黄色、白色，圆形、方形、三角型的霓红灯，它们以各种形态炫耀自己，有的不停闪耀，有的如画卷一样铺陈，它们是饭馆、购物中心、KTV、桑拿房，连同无处不在的噪音，它们一起来填补人们空空当当的头脑与内心。我们脆弱的、涣散的注意力，需要不断的外来刺激和即刻满足，就像婴儿车上不断更换的塑料玩具。再没有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那个液晶卷轴，更能代表我们对于这种闪闪发光、空洞无物的东西的迷恋了。
十 三区是巴黎的中国城，尽管温州人正四处涌来，但似乎潮州人仍占据着绝对的领先。“温州人是后来的，”友丰书店那个操着一口台湾国语的中年店员说，“有钱的 还是潮州人。”他祖籍湖北，父亲一代随着国民党迁台，而他现在又到了巴黎，湖北乡音或许都早已淡忘了。他佩服潮州人，因为“他们的老乡一个帮一个，如果我 是潮州人，也自己做老板了”。像那位黎先生一样，这些潮州人或许从未回过潮州，他们大多在1970年 代从柬埔寨、越南和老挝而来。那是意识形态和大国政治争夺的前线，个人的命运也因此而改变。像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群落一样，巴黎的华人也以经济上的活力 和政治与文化上的冷感著称。他们善于营造一个富足的家庭世界，却没兴趣参与更广泛的政治与文化生活。或许尽管久居于此，在内心深处他们仍深深觉得自己是个 局外人、一个过客。或许过往的记忆太过不堪，尽管人数早已超过四十万，经济实力雄厚，算得上法国重要的移民群落，但他们仍习惯把自己视作弱者，对于法国的 一切，他们保持沉默。
于 是，陈文雄在一年前当选为十三区的副区长时，它变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事件。三百年华人移居法国的历史中，第一位政治人物。不过，当中文媒体开始宣扬这个历 史性时刻，一个常见的标题竟是这样：“我们华人做事，不比他们差”。在新的豪情之下，是旧日遗留的自信危机。在访问里，这位四十一岁的华人领袖谈到了未来 的设想。除去为华人社区争取更大的福利，他还要推进中医的合法化——在法国，除去针灸，中医项目都是非法的。他想建立中医医院，将之推广到全欧洲。食物、 中医、舞狮子、旗袍、毛主义、长城、孔夫子，倘若你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社区穿梭，会发现这个悲惨的现实——中国像是个民俗博物馆，既没有真正的历史，也没有 富有活力的当代生活，只陈列着早已被抽干内容的种种符号。它可以被杜可风用摄影机镜头描述成夸张而空洞的东方情调。
这 是我这一代面临的中国，她似乎仍未走出一个世纪前那一代人面临的阴影和焦虑，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它在原地踏步。从意大利广场走到戈德弗瓦大街，十七号不再 是一间小旅馆，仅仅有一块铜质的浮雕头像。灯光昏暗，但是周恩来的形象仍清晰可辨，只是与我熟悉的头像略有出入，脸上的线条更柔和丰润。这是雕塑家贝尔蒙 多之作，他是罗丹最著名弟子德斯波奥的学生。不过，他有个更著名的儿子，电影明星让•保尔•贝尔蒙多，他塑造的那些滑稽的英雄，伴随着我的青春。标牌上注 明的是法文说明：“周恩来，1922年—1924年在法国期间曾经居住在此”。“周恩来”三个中文字，是邓小平题写。他们在1920年代初的巴黎相遇，共同经历他们青春的冒险与挣扎……（待续）
“那些经历过数年痛苦、紧张和恼怒之后，人们最终抬起头，挣开眼，四处张望，伸伸腰，他要品尝生活：疯狂的跳舞、思考、喊叫。一股突然爆发的能量充盈了世界。”画家费尔南多·勒格在一九一八年写道。
一 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他们想要恢复从前——战争前的富足、进步和享乐。可能吗？从未遭遇过的死亡、仇恨和愚蠢已经洗刷了欧洲，人们不能假装一切都不能发生， 街头随处可见的伤兵，都在提醒过去的残酷。巴黎，这座十九世纪的欧洲首都，似乎正在这两种力量之间摇摆。一种新型混合到来了，人们要生机勃勃的重续夸张、 荣耀、文明，但是又被死亡的宿命所包裹，明天不会再来，一切都要今朝结束。因为昔日的荣耀和战后的低廉物价，全世界的青年似乎都在涌来，兴致勃勃、吵吵闹 闹。
艺 术家与作家们是这股潮流的中心。他们在死亡的阴影和纵情声色之间，创造了对世界的崭新理解。这是毕加索、海明威、达达主义者、庞德、斯特拉文斯基的城市， 是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发表宣言的城市，也是欧洲最后贵族纵情之所。他们在咖啡馆里争论与醉倒，将埃菲尔铁塔变成巨大的广告装置……
但 对于来自中国的这群青年来说，这座城市与他们期待的不同。一九二零年冬天，周恩来乘坐波尔多号抵达马赛。五周的行程像是对欧洲殖民帝国的一次草览。他在香 港住了一夜，在西贡呆了三天，他路过了新加坡和科伦坡，穿越印度洋、苏伊士运河和地中海，最终在十二月十三来到马赛港。
抵达这一刻定让他内心澎湃。几个月前他在送给一位要前往法国的同学的诗中写道：“出国去，/走东海、南海、红海、地中海；/ 一处处的浪卷涛涌，奔腾浩翰，/ 送你到那自由故乡的法兰西海岸。/ …… 三月后，/ 马赛海岸，巴黎郊外，/ 我或者能把你看。/ ……”
那时他正关押在天津市地方检查厅的看守所，他是作为天津的学生领袖入狱的，一九二零年一月，天津学生们试图通过盛大抵制日货行动，延续五四运动的行动精神和忧患意识。他不过二十二岁，已是个饱经风霜的人物。
在 少年时期不断的动荡之后，十五岁他来到天津，进入南开中学读书。在这座标榜新的道德与知识的学堂里，他脱颖而出。他的文章赢得老师与同学尊敬，在业余的戏 剧舞台上，他扮演的女性角色赢得满堂喝彩，他还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缔结了敬业乐群会，彼此促进精神与学识的进步……一位同学后来回忆说，几乎想不出周恩 来身上有什么弱点。
周 恩来的个人世界逐渐成熟，但中国却陷入了更加的混乱、衰败。清王朝被推翻了，共和制却没有带来想象的国家尊严与强大，反而陷入了更甚的内乱与道德衰退，一 种失败感弥漫中国。对中国深深的忧虑影响了像周恩来这样的青年。他们这一代，在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体系中成长，这既让他们陷入精神的煎熬，也让他们创造出 一种更强大的人格与内心。对周恩来而言，昔日的文人理想很容易就和现代民族情感嫁接在一起，范仲淹、顾炎武和赫胥黎、卢梭并列出现。在《敬业》创刊词中， 他写道：“吾辈生于二十世纪竞争之时代，生于积弱不争之中国，生于外侮日迫，自顾不暇的危急时间……安忍坐视而不一救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但他在南开的才华和魅力，没能在日本留学生活中彰显出来。他对外国语言的掌握，迟缓而缺乏成效。在日本的一年半时间中，他没能通过日本大学的考试，从而获取官费支持。他在学业上遭受挫败，却在政治世界获取了新养料。自从20世纪初，日本就成为中国青年人的政治启蒙之地。它是孙中山、梁启超的基地，在国内受挫的变革者，在这里暂获安身，并将自己的志向传递给新到来的中国青年。
周 恩来是日文报纸与杂志的狂热阅读者。无政府主义、俄国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种种理念经由日本通俗作家的节选式的介绍，再经由周恩来 一知半解的日语能力，而进入他的头脑中，彼此融合、发酵。日本之行是个失败经历，周恩来既没有获得大学教育的机会，或许也没能真正理解当地社会。在日记 里，他要求自己用尽一切方法去观察和研究日本人的一举一动，但在一次乘坐火车时，当他兴致勃勃和对面的一位日本文学教师交谈时，后者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 么。当他们改用英语交流时，日本人则又几乎无法表达。最后，他们在纸上用中文笔谈。周恩来在日本的生活，主要局限在他在南开的同学网络中。是这种亲密的朋 友，给他力量和意义。
回国后，他也未能如愿进入清华大学，最终他成为了新成立的南开大学的第一批学生，接着卷入学生运动。他不是个冲动、振臂一呼的领导者，在谨慎的观察之后，他才加入其中，而他的个人能力和性格，则很快将他引向中心的地位。
- 二
我 坐在花神咖啡馆露天的椅子上，翻阅着书中的老照片。黑衣侍者们从我们的桌旁走来走去，没人多看这空桌一眼。倘若被亚洲式的过度服务惯坏了，在欧洲又要学习 耐心。他们不着急让你喝上热茶，当你喝完后，又迟迟不让你买单。巴黎人已不向昔日那样傲慢，他们说英语，就像香港人已经逐渐熟练的运用普通话一样，隐藏在 语言背后的优越感消退了。残存下留在刻意保持的姿态上，或许在这家花神咖啡，他们可以保持得更多。毕竟在它的客人名单上，有二十世纪的超级巨星，从阿波利 奈尔、布列东到萨特、波夫娃，到了这个世纪，艺术家和思想们衰落了，罗伯特·德尼罗和阿尔·帕西诺则都喜欢来这喝一杯，和来来往往的人群相互观赏。一份旅 游手册上还提到其中的一位著名的侍者，他是个绰号帕斯卡的业余哲学家，据说服务过托洛茨基与周恩来。托洛茨基在三零年代到来时，他已经是国际闻名的革命英 雄，而当周恩来在这里游荡时，很难会有人特别留意他，谁会预料到他是未来影响世界的革命者？
在书中的那组老照片中，我看到了一九二三年的周恩来，他站在戈德弗瓦大街的小旅馆的门口，身材消瘦，依旧是那张英俊、精干的脸，短簇簇的头发，一身有点发皱的西装、裤子太短了，裤脚高过了踝骨，不知是缩水所致，还是那个年代的时尚。
另一张照片拍摄于一九二四年七月，三十多位青年人排列在一起。周恩来坐在第一排的中央。这是旅欧中国gczy青 年团的一次会议，也是周恩来参与的最后一次，他即将回国参与创办不久的黄埔军校。照片像是毕业生的合影，他们都年轻，都穿西装、似乎也面色紧张、略带憔 悴。一些人还面带明显的孩子气，最后一排右数第三位几乎仍是个少年人，圆圆脸，头上扣顶同样圆的鸭舌帽，他是来自四川的邓小平。不过他在入境时，采用的名 字是邓xx，这是他父亲的期待——希望他成为圣贤。在法文档案上，被拼成Teng Hi Hien 。
周 恩来与邓小平在巴黎的相遇和友情，日后变成了神话。人们总是根据此刻的需要来书写历史。在毛泽东去世前，历史学家们很少谈论早期的zg党史，一些更为显赫 的人物，不管是陈独秀还是张国焘，都刻意淡忘，似乎一切历史都是从那个湖南青年身上开始的；当wg结束，毛xx的神话破灭，周恩来的形象开始跃升，在经过 了如此漫长的内部混乱之后，作为这个国家的总理，他的形象却奇迹般地丝毫未损。他在欧洲的经历被追叙，这追叙更因为邓xx的欧洲经历、二人的友谊，变成了 新的神话。于是，那张黑白照片中的其他面孔，还有未收纳其中的面孔，都逐渐模糊了。人们重又知道了张申府，是因为他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在巴黎最初两年 内，张申府才是欧洲的gczy小组的领导人，他和陈独秀是亲密的朋友，为《新青年》撰写英法gczy 的现状。但是与其说他是个gczy 者，不如说他是个知识上的漫游者，他发展的第一个党员是他的情人，而这位情人又是周恩来在天津的朋友。在从巴黎前往柏林的火车上，他给二人讲述了罗素、爱因斯坦、弗洛伊德还有马ks。很显然，gczy 仅仅是他诸多的兴趣之一。
如 果张申府代表着传统的知识精英来到欧洲，那么邓小平则是那批底层的中国青年。李石曾、蔡元培和吴稚晖在一九一二年创办“留法俭学会”，他们想要锻造一批新 人。他们鼓励学生半工半读，在困苦和勤劳中，培养意志与美德。他们与那些公派留学生不同，不需要通过特别严格的考试，也不需要太多的经济保障。他们选择了 法国，不仅因为长期居法的李石曾在此打下的基础，也出于他们对法国文明的崇敬。法国大革命的血腥和残酷都被暂时遗忘了，“自由”、“平等”、“博爱”却激 发着全世界的热忱，尤其是对于那些仍生活在殖民主义阴影之下的落后国家。所以，当陈独秀在一九一五年创办《青年杂志》时，在中文的刊名下还印上了它的法语 翻译。
从一九一九年三月到一九二零年十二月，十七批，将近一千六百人来到法国，周恩来乘坐的波尔多号是第十五批。倘若再加上一战期间大量来法、战后未归的中国劳工，一个小小的中国工人的社区形成了。法国的内政部在一九二五年的报告表明，有三千名中国工人和学徒。
- 但是，“勤工俭学”的前景没有青年人想象的那样美好。邓小平的经历颇富代表性。他在一九二零年十二月抵达马赛港，只在两所中学短暂的呆过几个月。他的主要时间辗转在从Hutchinson橡胶厂到雷诺汽车厂。在橡胶厂，他还帮助他的中国同事们做饭。
战 后的法国，经济萧条，工作机会日渐稀少。他们原以为法国与其他殖民国家不同，但却最终发现它也同样是帝国主义。你可以想象这些青年人的苦恼？希望破灭、饥 饿、紧张、语言不通、丢掉工作，只能拥挤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而这个小世界内部也充满斗争，一些人温和、一些人激进、一些人喜欢内部的争吵。个人的挫败，又 转化到对整个国家的深深失望上，他们的政府不能保护他们。个人的失败和民族的情绪，就这样奇妙的混合在一起。当怒火无法压抑时，他们发泄到中国大使馆上。 一九二一年二月，他们拥挤在巴黎的中国使馆前抗议，喊出口号是“给我面包”、“我很饥饿”……他们才是迷惘的一代。在这种情绪中，一种散发着芬芳、包容一 切的学说，很容易赢得青年人的热忱，他们在孤立无援中尤其渴望组织在一起。
“从英国来的歌手不会歌唱，从美国来的舞者不会跳舞，从世界各地来的裸体美人既不赤裸也不美丽……这里的裁缝写作，诗人设计女装……”，住在巴黎的记者约瑟夫·罗斯写道，巴黎有一种空前的业余精神。
而 这些受困的中国青年，准备成为一群业余的革命家。他们松散组织起来，发表不够激动人心的演讲，印刷那些质量粗糙的印刷品，当他们实在感到生活难以为继时， 还开办自己的豆腐店。正是周恩来鼓励邓小平开办的那家“中华豆腐坊”，或许对这个小群体的生活有所帮助，不知邓小平是否也会做上一道“麻婆豆腐”？
倘若周恩来早在日本就如郭沫若考取了公费生，或是顺利进入清华大学，或是能像同代人当时更为中间人物罗家伦、傅斯年一样，在欧洲过着充裕的学术生活，历史将怎样改写？社会的边缘人，最终更深刻的塑造了历史？
三
一 九七五年，暂时复出的邓小平，访问法国。回国前，他叮嘱使馆人员为他买了两百个牛角包和各式各样的奶酪。回到北京，他把这些美食分送给周恩来、聂荣臻、李 富春、蔡畅、李维汉，纪念他们在法国的岁月。他们是最后的幸存者，一些人早已经牺牲，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另一些人则刚刚遭遇不幸，陈毅去世了，萧三 则作为“苏修特务”隔离审查，即使最精干的周恩来，如今也身陷“批林批孔批周公”……
他们半个世纪前所朦朦胧胧渴望的gm，在二十六年前成功了，但随之的结果却超出了他们最初的设想。他们缔造了gm，随之被gm吞噬。从巴黎回伦敦的火车上，对面是一位日本老人。他盯着《早年周恩来》的封面看了好一会，突然用彻底的broken English问 我，这个名字怎么念。当我读出周恩来时，他突然激动地笑起来，对就是他，在我们日本很有名。我们的交谈，比九十年前周恩来与那位日本教师的交谈更不如，我 们甚至不能笔谈，中文和日本的相同单词已日益减少。我大概知道，他的父亲曾是日本的左派议员，和周恩来见过四、五次，这时的周恩来已是世界闻名的zz人 物。
- 彻底的偶像崇拜和彻底的反偶像崇拜，都是危险的，他们都用偏见取代了对事实的探究。在巴黎到处游荡时，北京正在一场空前的自我庆祝的前夜。各种宣传机器的开动，似乎要塑造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只有gcd
能 够拯救中国，仿佛那些建国者们早已是命定的伟大人物，理解中国的困境。但事实上，他们都是从各种失败的尝试开始，也很难说他们是注定的革命者，他们都曾目 睹身边更有才干的人因为各种原因消失在历史的叙述中。而且，他们的个人经历似乎也表明，并不是最优秀的东西才获得成功，幸存者要遵循的是另一套哲学。而期 望与结果间也充满悖论，他们标榜马kszy，但是最理解马ks的成员，却先后被剔除出组织。而成功的结果，经常也与他们想象的相去甚远，这群喜欢吃牛角 包、喝咖啡的青年，创造了一个要灭绝咖啡和牛角包的国家，他们要追求zy、平等、博爱，却创造了一个既不zy也不平等、人和人之间充满冷漠和不信任的国 家……
他们当然可以轻易将责任推卸给另一些人。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是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是王明的食洋不化，是刘少奇的资本主义路线，是“四人帮”的兴风作浪，是毛的个人错误……在无穷的推卸中，我们甚至忘记去分析了是不是整个系统出了问题。
至于更深一层的原因，这个国家的探讨似乎尚未展开。为什么gczy曾 对这个古老国家，对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产生如此致命的吸引力，以至于对于公然的灾难视而不见。是不是一代代jy在思维方式上，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尽管很 多人可以假装各种zy已经死亡，意识形态与己无关。当在这种刻意的回避背后，正是一种深深的思考无能。而正是思考无能，造就了二十世纪主要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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